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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明:中国的“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研究

  21世纪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给予了较多关注。目前,对这一议题的国内研究已超越初期的译介与评述,正进一步深化,并尝试结合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实践及思想资源进行创新思考。

  因此,有必要对国内相关研究情况进行阶段总结,例如,“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兴起背景是怎样的?国内研究的主要代表人物及不同侧重点有哪些?已有研究存在哪些不足?如何看待此研究的发展前景?

  为此,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刘毅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张小明教授。张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美国与东亚关系、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等

  著有《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美国与东亚关系导论》《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分析》等;译有《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历史与理论》等。

  1“英国学派”兴起的背景

  刘毅(以下简称“刘”):能否请您介绍“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的缘起与发展?

  张小明(以下简称“张”):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又译为“英格兰学派”,也被称为“国际社会学派”,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之中颇具特色的一个分支,其历史比大多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流派都要长。

  但是长期以来,“英国学派”在美国学术话语霸权之下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有关“英国学派”的缘起存在争论,其中一种观点影响较大:有学者认为,“英国学派”出现的标志是1959年1月“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的成立。

  作为这一委员会创始人之一,马丁·怀特当时提交了一篇会议论文,题目是《为什么没有国际理论?》。这篇论文影响很大,后来被收入该委员会的出版物《外交探索》一书(1966)中。

  我本人曾经就“英国学派”的起源在英国阅读过相关文献,不太赞同这种将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等同于“英国学派”的说法。我倾向于认为,“英国学派”起源大致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基本线索:

  一是从1930年开始,以查尔斯·曼宁为讲席教授的伦敦经济学院(LSE)国际关系学系;二是1959年成立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

  此外,我也基本认同“英国学派”至少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说法,因为“英国学派”最早具有代表性且影响深远的作品,的确是马丁·怀特的那篇论文。

  很多人把马丁·怀特称为“英国学派”之父,当然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查尔斯·曼宁是“英国学派之父”。此后“英国学派”的一系列重要论著先后问世,其中一些不断再版,特别是赫德利·布尔1977年出版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迄今已经出过四个版本。我本人正好是该书第二版和第四版的中文译者。

  若以马丁·怀特这篇文章为标志,“英国学派”作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已经存在半个多世纪,它显然比被称为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新现实主义(主要标志为肯尼思·沃尔兹197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其标志为罗伯特·基欧汉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及建构主义(其标志为亚历山大·温特1999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学派出现时间都要早很多。

  即便是以赫德利·布尔1977年出版的经典著作《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为“英国学派”最后形成的标志,该学派的历史也要比上述美国主流学派更早一些。当然,也要看到,“英国学派”是一直处在生长过程中的学派,该学派学者群体很大,也比较庞杂,很难将某位学者的一个作品视为该学派产生的标志或者代表作。

  但是,据我所了解,在已有的“英国学派”著作中,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一书长期以来一直是引用率最高的,也是最有影响、最为经典的,该书后来对包括温特在内的美国建构主义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所以,有“英国学派”学者把布尔称为该学派的最大理论家,或者“英国学派”中最具宏大理论意识的核心成员。

  “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有一个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的理论思考,从查尔斯·曼宁、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和沃森等人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学者群体,他们的理论探索既有传承,也有创新或修正。

  我把迄今为止“英国学派”的历史发展大致划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为“经典英国学派时期”,这是“英国学派”创建并出版一系列后来影响深远的经典著作的时期,重要代表人物包括查尔斯·曼宁、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亚当·沃森和艾伦·詹姆斯等人。

  经典“英国学派”学者大体上在对国际社会性质的认识上持多元主义立场,强调主权和共处原则的重要性,尽管怀特和布尔等人对国际社会的性质也有一些连带主义(solidarist)的思考。

  第二个时期为“当代英国学派时期”,大致以布尔的学生约翰·文森特在1986年出版《人权与国际关系》一书为起点,一直延续到今天。

  当代“英国学派”学者继承了经典“英国学派”的思想传统,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又努力完善、修正或超越其学术前辈的思想,进行了富有创意的理论探索。

  他们关注和研究国际社会所发生的变化,比如主权的重要性受到挑战,人权越来越受到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在增加,非西方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崛起,以及全球化和地区主义的发展等,从而推动国际社会理论的发展或修正。但是,当代“英国学派”是一个很大的学术群体,其成员的思想观点并不一致。

  第一部分人坚持经典“英国学派”的基本思路并思考其在当今的应用,我把他们称为当代“英国学派”中的“经典派”或“保守派”,代表人物包括亚当·罗伯茨和罗伯特·杰克逊。

  第二部分人在继承经典“英国学派”传统的同时,在对国际社会性质的认识上又具有很明显的连带主义色彩,关注国际社会中的人权与人道主义干涉,我把他们称为当代“英国学派”中的“激进派”或“进步派”,代表人物包括约翰·文森特、尼古拉斯·惠勒和蒂姆·邓恩等人。

  第三部分人介于前两部分人之间,我把他们称为当代“英国学派”中的“温和派”或“中间派”,代表人物包括安德鲁·赫里尔、詹姆斯·梅奥尔等。

  第四部分人试图重新阐述“英国学派”的理论或者挖掘经典“英国学派”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构建一个比经典“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更为宏大的理论,或者修正该学派的理论观点,我把他们称为当代“英国学派”中的“修正派”,代表人物包括巴里·布赞、理查德·利特尔和奥利·维夫等人。

  上述分类可能过于简单化,一些“英国学派”学者难以被列入上述四部分人之中。需要指出的是,冷战结束以后,“英国学派”知名度和影响的提升,以及该学派的理论创新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同巴里·布赞等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布赞原先并不是“英国学派”学者,他是安全研究“哥本哈根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英国和国际学术界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他长期以来坚持在大西洋两岸国际关系学界之间(特别是英美国际关系学界之间)搭桥的立场,并且主张多种理论观点的综合,质疑国际关系范式的“不可通约性”。

  布赞在冷战结束以后才转向“英国学派”的研究,1993年在美国国际政治主流杂志《国际组织》上发表题为《从国际体系到国际社会:结构现实主义和规制理论对话英国学派》,分析“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

  该文影响很大,大大提高了“英国学派”的国际知名度。布赞也致力于推动“英国学派”的“复兴”,他于1999年同理查德·利特尔等人倡议“重新召集”英国学派,并为此提出了具体的研究纲领。

  此外,布赞也同意奥利·维夫所说的英国学派“已经停滞不前”的判断,并且认为“英国学派”是个“未得到充分开发的资源”,存在着发展“英国学派”创始人思想和实现理论创新的很大空间。冷战后至今,布赞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英国学派”的文章和著作,试图重新阐释、建构和塑造“英国学派”的理论

  其理论新探索包括:把国际体系、国际社会及世界社会都视为“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强化“世界社会”概念在“英国学派”理论中的地位;拓展经典“英国学派”的国际制度概念;思考地区国际社会,等等。

  布赞等人的理论新探索遭到一些当代“英国学派”学者的质疑,被认为具有损害“英国学派”既有研究路径“专一性与一贯性”的危险。

  需要指出的是,布赞的大多数著作都被翻译成中文,他本人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也有很多的交流,其理论观点在中国学界影响很大。

  很多中国学者就是从布赞的著述中了解“英国学派”的,一些中国学者把布赞称为“英国学派”新的领军人物,但布赞本人似乎并不太在意自己是否归属于“英国学派”或其他什么学派,而强调自己一生都是一位理论上的多元主义者。

  总之,“英国学派”是一个产生较早、一直处于历史演进中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当代“英国学派”学者在继承经典“英国学派”思想传统的同时,也努力追求学术创新,从而使得该学派的思想之旅得以延续并向前发展。

  刘:“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是怎样进入中国的?

  张:虽然“英国学派”学者的英文原版作品,比如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赫德利·布尔与亚当·沃森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马丁·怀特的《国际理论:三个传统》、约翰·文森特的《人权与国际关系》等著述很早就进入中国,或为中国学者(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在欧美国家进修的中国学者)所关注,但它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学派进入中国,却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事情,大大晚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进入中国的时间。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主要是从引进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开始的,一系列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著作先后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也先后发表一系列主要是评介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论文、著作和教科书。

  于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作品逐渐为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所熟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出现了“美国化”或者美国话语霸权的现象。

  我从1981年开始先后在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国际政治专业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上过几门国际关系理论课程,看到的相关著述绝大部分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学派的作品,很少涉及美国之外的国际关系理论。

  1987年,我曾经从北大图书馆借阅过赫德利·布尔和亚当·沃尔森共同主编的《国际社会的扩展》一书,对该书印象深刻,但是当时确实不知道它是“英国学派”的一部重要代表著作,也根本不了解“英国学派”的存在。

  大致从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才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美国以外的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进入中国的。

  1991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主办题为“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研讨会,与会国外学者大多来自美国(如肯尼思·沃尔兹、罗伯特·吉尔平),但当代“英国学派”学者、牛津大学蒙塔古国际关系讲席教授亚当·罗伯茨教授也应邀出席这次会议并贡献了一篇阐述“英国学派”观点的论文———《国际关系的新时代》。

  我当时作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年轻教师有幸旁听这个会议。罗伯茨教授的这篇论文实际上是他在“纪念马丁·怀特讲座”上的演讲稿,后来被翻译成中文,收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袁明教授主编的《跨世纪的挑战: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一书中。

  当代“英国学派”中的华裔学者张勇进认为,可能是亚当·罗伯茨最早把“英国学派”或“英格兰学派”作为一个品牌引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

  但是,中国学者有意识地介绍“英国学派”,实际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欧洲》(后改名为《欧洲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现代国际关系》《中国社会科学》等杂志,相继发表了一系列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评介和讨论“英国学派”的文章。

  其中,时殷弘、叶凤丽合写的《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及其当代典型表现》一文,是我读到的第一篇由中国学者撰写的介绍“英国学派”国际关系思想的文章。王逸舟所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一书中也有专门介绍“英国学派”的章节。

  1998年初,赫德利·布尔的学生,也是当代“英国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约翰·文森特所著《人权与国际关系》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它应该是最早翻译成中文的“英国学派”代表作,尽管该书是作为人权领域的研究专著被引进中国的。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英国学派”的论文日益增多,与此同时,多部由中国学者主编或撰写、专门论述“英国学派”的论文集、专著开始问世,其中包括拙作《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

  一批“英国学派”的著作,包括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合著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詹姆斯·梅奥尔的《民族主义与国际社会》、尼古拉斯·惠勒的《拯救陌生人》等,也被有意识地翻译成中文出版。

  简单地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意识地研究“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一个学术现象,它与这个时期一些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希望减弱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过于“美国化”的程度、有意识地关注非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刘:您如何看“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贡献?

  张:“英国学派”有关国际关系的思考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派的理论有些不同,这恰好是该学派进入中国后可以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贡献有益知识的一个方面。

  我认为,“英国学派”最大的理论特色,就是把国际社会置于自己理论思考的中心位置,或者把国际社会作为国际关系的研究主题,认为主权国家组成国际社会,其行为受共同价值、规范、规则、制度的制约,国际社会是无政府但有秩序的。

  因此,“国际社会”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概念,尽管早期的“英国学派”学者(比如马丁·怀特和查尔斯·曼宁等人)是把“国际社会”与“国际体系”这两个概念相混用的,但是,后来赫德利·布尔明确把“国际社会”概念加以清晰定义并把它与“国际体系”概念加以区别。

  因此,简单说来,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就是“英国学派”的核心思想,也是该学派的理论内核。从一定意义上说,“英国学派”所构建的理论就是国际社会理论。

  有的学者甚至把“英国学派”称为“国际社会学派”。我本人也认为,“国际社会学派”这个称呼,比“英国学派”更准确,也更难产生歧义。

  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不管是古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还是建构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以“国际体系”作为自己的核心概念,其理论探索大体上都是围绕着国际体系的结构、进程等内容展开的。

  我们很容易发现,古典现实主义者汉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新现实主义者肯尼思·沃尔兹的《国际政治理论》、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罗伯特·基欧汉的《霸权之后》及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等著作,无一例外地使用“国际体系”而非“国际社会”概念,尽管他们偶尔也提及“国际社会”这个概念。

  美国的建构主义者玛莎·芬尼莫尔可能是个例外,她的成名作《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使用“国际社会”概念,但实际上她和温特都受“英国学派”的影响。这里的关键问题其实还不是概念的使用,而是分析国际关系的思路。

  由于“英国学派”关注的问题是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因此,国际社会的起源、扩展与变化,以及国际社会得以存在、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共同价值、规则、规范和制度的重要性及其演变等,就一直是该学派探讨的重要问题。这样一来,“英国学派”有关国际关系的思考就有很重的历史厚度感及对观念因素在国际关系中作用的强调。

  相比而言,美国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则普遍轻视历史研究(有学者甚至认为是“非历史的”),而且除了建构主义学派之外,也不太重视国际关系中的观念因素。我认为,这正是“英国学派”可以给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以启示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您如何看“英国学派”国际社会理论中的方法论及意识形态问题?

  张:在我看来,每一种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其实都有方法论与意识形态问题,“英国学派”也不例外。但是,我不喜欢用“意识形态”这个政治色彩太重的词,而倾向于使用“价值观”或“价值判断”,即认为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英国学派”不仅具有理论上的特色,而且也有研究方法上的特色。这是“英国学派”与美国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有所区别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总的来说,绝大多数“英国学派”学者始终坚持人文主义研究方法或者传统主义研究方法。

  具体来说,该学派秉承了古典政治学、历史学、法学和哲学等人文学科重诠释、理解和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拒绝美国主流国际关系学派所推崇的重解释(因果关系)、预测和价值中立的科学主义研究方法。

  国际关系在成为独立学科之前,一直是古典政治学、哲学、历史和法律等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一,有关国际关系的理论观点散见于这些学科的相关文献之中,其研究方法主要是人文学科的方法,或者传统主义研究方法。

  自1919年国际关系成为独立学科,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研究继续主要沿用这种被有的学者称为传统主义或古典研究路径的研究方法,并进行理论探索,不存在国际关系学者之间在研究方法上的严重分歧和争论。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政治学研究中的科学行为主义兴起,使得传统主义研究方法在国际关系学科中的主导地位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由此也导致了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行为主义者与传统主义者之间关于研究方法的激烈争论。

  值得指出的是,一些美国国际关系研究者从其他学科,特别是从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和社会学那里汲取了养分,创立了具有科学色彩的国际关系理论

  以探讨国际体系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为使命,如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兴起的新现实主义或结构现实主义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并且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流派。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主流建构主义者虽然探讨国际体系中的主要变量(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建构关系,而非因果关系,但也把自己定位为实证主义者或科学实在论者。

  然而,绝大多数“英国学派”学者始终坚持传统主义研究方法,一直质疑国际关系研究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英国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如马丁·怀特、赫德利·布尔等人始终是传统主义研究方法的坚定捍卫者。

  布尔还于1966年在美国政治学顶级期刊《世界政治》中发表一篇题为《国际理论:一个运用古典路径的个案》的文章,猛烈抨击美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挑起和参加了与美国著名国际关系理论学者莫顿·卡普兰等人的学术大辩论,即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第二次论战”。

  虽然这次论战并没有出现一方战胜另一方的结果,但是“英国学派”和美国主流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分歧十分明显,并且延续至今。

  由于“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的理论既不解释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也不探讨变量之间的建构关系,而是诠释和理解国际社会的性质与演变等规范性问题

  因此被长期排挤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外,处于比较边缘的地位。直到冷战结束之后该学派才日益被重视,美国主流建构主义者亚历山大·温特甚至从“英国学派”那里汲取了重要养分。

  有人甚至认为,正是因为建构主义的兴起,才使得“英国学派”受到重视。当代“英国学派”重要学者巴里·布赞认为,“英国学派”在冷战结束以后已经跻身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行列。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的叙述明显地表现出“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

  对大多数“英国学派”学者来说,所谓的国际社会就是源于近代欧洲的主权国家所组成的国际社会或者“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社会”,而国际社会的扩展就是非欧洲国家或者非西方国家接受欧洲“文明标准”、加入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的过程

  国际社会中的行为规范或者文明标准一直处于演变过程之中,西方国家在此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充当最主要的规范制定者、修订者与解释者。

  值得指出的是,冷战结束以后,一些当代“英国学派”学者批评此种“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理论倾向。中国学者也发表过文章,对此加以诟病。

  我本人于2011年在“英国学派”的重要学术阵地、英国国际研究学会编辑的学术期刊《国际研究评论》(ReviewofInter-nationalStudies)发表过一篇论文,批评“英国学派”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其实,任何一种国际关系理论都包含着不同程度的价值判断,难以做到价值中立。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是如此,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都难以摆脱自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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